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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5月25日 06时06分04秒
最后，关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学界从晚清到现在一直无法给予标准答案，这个话题还要持续很多年，最终有没有答案，我不清楚。但我想，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一定是在中国文化自身的脉络中，但同时也是在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中完成的。“杭州会议”不是封闭的，不是回到什么“地方”去的会议。40年以后，我们重提“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不仅仅是文学史的话题，也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话题。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人文知识分子如何生存？如何思想？如何写作？“杭州会议”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谢谢！

不过，小米股价近一个多月内却出现了大幅波动，4月初从50港元左右一路下跌，4月7日单日跌幅超20%，一度跌到最低36.05港元，市值一度跌破万亿港元，较3月末蒸发超330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000亿元）。随后小米股价开始震荡回升，截至5月9日收盘，小米股价已涨回51.35港元，总市值1.33万亿港元。
黄子平 李庆西 韩少功 陈思和 许子东 李杭育 陈晓明 王尧 宗仁发 张清华 洪治纲 来颖燕 | “‘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笔谈1914年8月10日，李大钊在《甲寅》杂志的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风俗》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从“风俗之力”论及“亡群”与“保群”的关系。他提出“夫群之存亡，非人体之聚散也……群之分子，既先天后天受此力之范制，因以成共是之意志，郁之而为风俗，章之而为制度，相维相系以建其群之基。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其力也”，并进一步主张，以“群枢”（也即知识分子精英）达到这一目的。[1]这里的“风俗”与通常意义上的“风俗”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指的不同。这里的“风俗”虽包含传统“风俗”定义中的以风化俗、“文明教化”之含义，但更多指通过文明再造、文化更新达到民族建构、文化凝聚的要求，是一种精神之力的概括。这是基于当时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提出的颇具思想性的历史认识，但他的这一观念已经蕴含了日后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相似立场，也即通过文化更新与文明再造的方式来达到介入政治、凝聚共同体精神的目的。无独有偶，在《新青年》上，傅斯年进一步明确了文学与风俗的关系——“文学特精神上出产品之一耳（Genus必为复数）他若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皆群类精神上出产品也，以群类精神为总纲，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支流。以群类精神为原因，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结果。文学既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探本于一源，则文学必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交互之间有相联之关系。”[2]而“群类精神”“文学”“风俗”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五四”时期由文学、文化“启蒙”国民精神的这一主题，起用“文学”参与政治社会变革的观点，再次得以重申。其后，从提倡“风俗之力”到以文明再造介入政治，再到由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进一步发掘并研究较为系统的“民俗学”，这一发展过程集中显现于对“现代文明”与“民俗”原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深入探索中。对“风俗”原力的借用，一方面与中国古代“礼失而求诸野”的思维惯性相关；另一方面，实际反映了清末民初由文明论转向文化论的大轨迹的影响。
第三，“寻根文学”的重要意义，并不只是体现在它出现在当代文学的转折点上，而是它对当代文学与本土文化的自觉性的内在联结上。直到今天，很多学者都在做“后寻根文学”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寻根”作家后来的创作变化；二是针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书写。特别是近些年来，很多作家都在倾力书写各个地域性的特定文化事象，包括丝绸、茶叶、古玩、饮食、建筑等。比如王安忆的《天香》，有人将它当作中国传统文化再反思的作品（即一种“后寻根文学”）来研究。最近两年，文坛还兴起了地方性知识再书写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地方性写作”。在我看来，当下的很多“地方性写作”，就明显延续了“寻根文学”对地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审视的思维，也使文学在现代性与本土性的融会中不断走向深入。
上港集团曾表示，上海科创三期基金定位紧贴国家战略方向，主题鲜明、方向聚焦，可以成为公司深耕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抓手。
第二，从“杭州会议”讨论的宽泛议题中，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寻根文学”作为文学思潮的某些主要特征，并意识到“寻根文学”作家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追求。评论家通常认为阿城的小说对儒释道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坚决捍卫；韩少功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理性的批判性表达；王安忆则对传统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瞻仰的意味；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完全是对原始生命力、民间生命力的崇拜书写。当然，也还有很多作家对地方性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也反过来说明，“寻根文学”确实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宣言、有聚焦度的文学行动，而是由编辑、作家和评论家共同推动的一次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本土化与现代化的重要文学思潮，并在审美观念、艺术思维、文化传承、现代性追求等诸多领域形成了新的格局。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说，“寻根文学”给整个当代文学带来了解放性的变革。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开始着手管理与发展这一新占领的领土。他设立了六部，制定法律，修建学校，传播儒家文化，并通过向流民发放耕牛和谷种，鼓励他们自主耕作。同时，他还指派人员帮助台湾原住民提高生产技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